（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

　　摘 要：国家文化公园是新时代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大工程，其利用方式关系到遗产价值的有效发挥与文化传承的效果。文章借鉴遗产利用的方式，探索国家文化公园相容性利用的原则与路径。首先，文章探讨了国家文化公园遗产利用的价值，梳理了遗产利用的发展历程，同时总结了当前遗产利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其次，文章系统地阐释了相容性利用的概念及原则，并从协同共生原则、价值延续原则出发探索了国家文化公园与生态相容、与生产相容、与生活相容的利用路径，构建了具有普适价值的综合性大型遗产聚集体相容性利用路径。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精准具化遗产精神，有效利用遗产价值，实现文化永续传承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国家文化公园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20ZD02）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如火如荼，统筹机制不断发力，规划布局逐步落地，标志性项目纷纷亮相。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为打造国家文化重要标志、坚定国家文化自信、增强国民文化认同，整合具有国家代表意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以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为主要功能，实行公园化管理运营，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在国际遗产管理理念从注重保护发展转向保护与利用并重的趋势下，国家文化公园遗产资源的活化创新有助于阐释文化底蕴、发挥遗产价值，从而促进文化成果人民共享、传承精神根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这是对国家文化公园意义与作用的充分肯定，并为下一步建设发展明确了方向。在新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重任下，能否持续有效利用国家文化公园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关系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自信树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广泛传播。但目前仍存在几处难点：（1）国家文化公园中遗产丰富且复杂，如何突出整体价值，实现利用效率与效果双丰收？（2）国家文化公园中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有机结合，如何规划好两种遗产的利用格局，保障二者空间上共生共荣？（3）遗产利用方式多种多样，如何在与现有遗产利用方式相契合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这是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问题。

　　国家文化公园的利用就是对其依托的遗产及其整体空间的利用。利用价值离不开主体，即人和人的需求，在当前语境下，遗产的突出价值从偏“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扩展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等。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利用不能停留在景观层面，而要升华到展现形象、凝聚共识、弘扬精神等文化层面。

　　国家文化公园构筑国家形象。它揭示了不同时间、地点、环境、文化和社会发展下的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地方的影响，并通过实践、展示、知识、技能、工具、物品、人工制品及文化空间等多种形式为场所营造提供有形（物理设计）、混合（人类实践）和无形（心理形象）三种工具。国家文化公园在赋予国民精神的同时，也建构着国家形象，形成一个国家的独特标志。

　　国家文化公园促进民族认同。遗产包括记忆、纪念、知识和记忆的交流与传承、身份认定、社会文化价值、社会文化意义的认定和表达，这种国家符号不仅是民族集体记忆的储存器，也是创造生活文化的普通大众的生活场所、传统习俗与活动；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大众能认识到人们赋予这些国家符号日常生活的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感和身份认同。

　　国家文化公园赋能产业发展。以遗产为依托的文化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活力元素。新兴文化产业如文化创意、文化街区、文化元宇宙、数字藏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遗产活化的产物，国家文化公园的全方位多维度利用驱动了文化内容生产与文化空间营造，激活了文化存量，延长了文化消费链条，是文化产业创造力的强大支柱。

　　为探寻目前学界对遗产利用的研究现状，文章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文献数据分析遗产利用的研究热点与发展态势。首先，将主题词限定为“遗产保护与利用”或“遗产利用”，进行模糊查询，时间截至2023年8月31日。考虑到文献庞杂，分析难度较高，因此选择SCI、CSSCI及北大核心三类高水平索引期刊的文章，同时去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条目，最终得到445篇文献。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遗产利用研究主题的研究热点及演变趋势，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1）。国内遗产利用研究根据其中心度大致可分为8个热点研究领域，其中关键词频次最高的是工业遗产，如利用模式、再生、分类利用等。其次，文化遗产中，学者们则更关注旅游、开发模式等，遗产保护集群下，旅游利用、旅游开发、农户生计也引起学者的广泛讨论。另外，2010年首次出现的关键词再利用，则带动了学界对建筑遗产的改造、活化利用、场所精神等的讨论。表1展现了各个主要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中心度及首次出现年份，可见，国内遗产利用研究从注重对遗产景观的多维度开发利用转向基于遗产文化内涵和内在精神的活化利用。

　　国家文化公园着重于文化的内核即精神价值，以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提取、传承与发扬为旨归。在遗产利用向关注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演变的总体趋势下，国家文化公园要以文化内涵的展现与精神价值的发挥为核心来“排兵布阵”，才能成为时代前沿的遗产利用实践。但出于文化的抽象性，国家文化公园在利用上尚存在两处难点：一是抽象的精神价值难以展现；二是抽象的精神价值难以被大众感知。因此，国家文化公园要想增强传播力与影响力，就要探索更加有效高效、更加具象形象、更加平易近人、更加生动创新的利用方式。

　　遗产管理分为保护与利用两方面，两种方式相辅相成。近年来，保护理念从真实性向完整性拓展，且整体性保护更适用于国家文化公园这类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巨型遗产。在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下，遗产利用理念也不断扩展，方式更加多元。

　　遗产利用理念与遗产保护相伴而生，并从单一保护向多元利用发展，自1964年至今，国际上对于文化遗产利用的态度经历了利用地位合法化、利用方式具体化、利用体系丰富化、利用内涵扩展化四个阶段（如图2），且朝着利用理念越来越交叉、利用方式越来越融合的方向发展。

　　遗产利用最初是作为遗产保护的辅助手段出现。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威尼斯）》提出“为社会公用之目的的使用古迹有利于古迹的保护”，明确了文化遗产利用的合法地位。“阐释”“展示”“旅游”等利用手段开始出现在国际及学术作品中。如1973年《巴拉》提倡以适合其重要性的方式解释和呈现这个地方。这一阶段遗产利用多出于更好保护遗产的目的，探索遗产利用的价值及其对遗产保护的助益，为遗产利用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遗产利用方式开始具体化、有形化。1982年，《佛罗伦萨》首次将“利用”（use）单独作为一章并进行细致的阐述，提出了“日常利用”（everyday use），还将“利用”与“民众需要”（requirements of public use）联系起来，形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基调，即遗产利用是为满足公众需要，向公众展示遗产，增进公众对遗产的理解。这段时期内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1990）、《巴拉》（1999）等，都强调阐释与展示遗产是个人感受社会文化、理解遗产价值的重要手段。1999年《国际文化旅游》也提倡要通过适当的、启发性的当代教育形式、媒体、科技和个人对历史、环境和文化信息的解释，向游客展现遗产。

　　进入到21世纪，遗产利用的内涵不断延伸，并将促进遗产教育作为重点。2003年通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单独提及“教育、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提倡“针对公众尤其是青年的教育、提高认识与宣传计划”，其中也特别强调“努力确保传承此类遗产的社区、群体及个人尽可能的广泛参与”，凸显了对社区参与的号召。2008年的《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则更是对文化遗产利用的目标和原则进行了专门的细致阐述，可以说是对既往遗产利用相关准则的总结，也包含了对遗产可持续性、包容性的启发。

　　随着遗产学界由“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可持续发展理念为遗产利用注入了新鲜血液。这种理念引起了全球遗产保护思潮“由物及人”的演变，人们意识到遗产保护首先必须基于当地人的发展，或者说当地人的生计可持续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即“使城市和人类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性、韧性和可持续性”，为这一时期遗产利用奠定了基调。2021年《国际文化遗产旅游》提出，理解文化旅游必须以保证社区韧性、社区适应能力和公平的利益分享为基本目标，并从大众旅游转向以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更可持续、更负责任和以社区为中心的旅游。这一阶段，众多学者也强调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培养遗产的表达形式、文化习俗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意义的过程。

　　经过50年的发展，随着其他学科理念的引入以及当代利用技术与方式的更新换代，世界遗产利用理念越来越交叉、利用方式越来越融合。首先，遗产利用的方向由最初的文化与自然二分体系不断发展演变为对文化与自然的认识不断融合，在后期价值阐释和遗产管理等多个发展方向上，都呈现出跨界融合的功能机制需求。其次，遗产利用的实践与研究需要多个领域人才参与，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另外，文创开发推动了遗产利用呈现产业化、生活化的趋势，科技手段的加持促使遗产展示方式体验化、沉浸化。这三方面的融合与文章“相容性”理念不谋而合，相容性利用逐渐发展为遗产利用的主要趋势。

　　在遗产现行的利用方式中，不论遗产类别，都大致可分为5种（如表2）：延续原有功能、直接利用、间接利用、内涵衍生、创新发展。在遗产利用实践过程中，这些利用方式一般都相互交织，多种并行。这也就导致目前国内遗产利用纷繁复杂，不成体系。

　　首先，利用概念众说纷纭。与遗产利用有关的名词有“活化”“适应性再利用”“遗产再生”等，这些概念乱用混用，不能较好的建立起共识，也就不能更好地发挥遗产价值。

　　其次，利用方式难成一体。各个景区景点“画地为牢”，各自经营，难以形成整体氛围，旅游品牌的辨识度较弱。缺乏整体利用理念，局部利用形式普遍存在，盲目追逐热点，不能较好地从遗产文化渊源出发开发出具有特色的利用方式。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一个较好的改变国内遗产利用现状的契机。它的规划建设顺应遗产利用由景观开发向内涵活化的趋势，在新时代若能充分利用好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些中华文化标志，打响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必将在树立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方面发挥强大的作用。且国家文化公园空间上的广域性、要素上的多样性、体制上的交织性、主体上的多元性、存在上的活态性特征致使需要组织的要素多、协调的难度大，若能将其建设好、利用好，必将为巨型线性遗产及遗产聚集区融合利用做出良好的示范。因此文章提出“相容性利用”，梳理其逻辑与原则，综合借鉴“三生”理论探索出一条国家文化公园相容性利用路径。

　　1999年《巴拉》将遗产利用的重心从遗产本体转向文脉背景，提出“兼容性利用”（compatible use），强调新用途要尊重遗产地的文化意义、特征与品质。之后，中国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China）制定的2015新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从遗产价值延续角度出发，强调“要鼓励延续遗产原有功能，并保护其具有文化价值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对原有功能丧失的文物古迹，选择不损害、不改变文物古迹特征、价值载体的合理的利用方式”。区别于“保护”“尊重”“价值延续”等理念，国家文物局2020年8月发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关注到大遗址利用对民生改善、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环境提升的影响，明确了“以价值利用为导向，兼顾相容使用”的利用方式，其中相容使用是指不以文物价值内涵传播为直接目的，但依托文物所在区域的土地、生态资源等开展的利用活动，涵盖了游憩休闲、社会服务、环境提升、产业协调等方式。

　　但新时代面对国家文化公园这类新型巨型线性遗产，上述概念尚存在局限。一是以上概念都是基于文化遗产谈利用，未考虑到与自然环境及生态平衡的关系；二是以上概念较少考虑到文化意义的传播与弘扬，以及产生该意义的个人与团体；三是以上概念没有认识到寻求共识与社区参与在处理遗产地与社区关系中的重要性。“相容性利用”是国家文化公园这类巨型线性文化遗产最有效的利用方式，它强调基于自然和文化的解决方案，以挖掘文化内涵，弘扬精神价值为目的，充分关注到了遗产利用与生态、生产、生活之间的联系。

　　国家文化公园遗产相容性利用思想是基于自然与文化两类解决方案提出的。一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它定义为“通过保护、恢复、可持续管理自然的和被改变的生态系统，以生态适应性的方式应对社会挑战，同时提高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的行动”。其核心思想是“用生态的力量解决生态的问题”，鼓励“自然修复”“再野化修复”等保护修复办法，即强调“与自然合作，让自然做功，减少人类干预”。这一理念为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生态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连通性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提供了一定思路，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

　　二是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culture-based solutions）。它是指“干预行动要承认或借鉴本土文化的长处，并以代代相传的具有文化根源的习俗、行为、价值观和信仰为基准”。该方案主张当代遗产保护利用不应只关注遗产的物质与结构，要更重视遗产杰出普遍价值（OUV）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地格 （placeality），即一个地方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的综合特征，同时也要关注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尊重本土的、已有的管理经验。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创新探索，应尊重文化多样性，利用本土的、历史的智慧与文化，并在具体的干预行为中将社区居民考虑进来，以此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内在核心价值，使其更具包容和社会接受性。

　　从空间层面来看，遗产相容性利用的实质就是人与自然、遗产和环境、遗产与社区之间的共生，协同共生原则是协调国家文化公园这类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利用中各种关系的主轴。

　　自然遗产承载着国家生态安全，具有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功能，国家文化公园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也依托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等自然载体而具象化。协同共生原则要求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最小干预生态系统，以此来提高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促进生态质量的改善和提升。而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有形的真实与完整和无形的真实与完整同样重要。协同共生原则要求国家文化公园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再利用时，既要保证其自身结构和内容的完整，也要顾及遗产本体和所在环境的主辅相宜、空间共生。另外，“生活是遗产的灵魂”，遗产利用若脱离了民众生活则缺失了生命力。因此，协同共生原则要求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再利用应充分面向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公众生活需求确定其更新后的功能和模式。

　　从时间层面来看，遗产的再利用既连接过去又面向未来，是文化意义在当代的阐释，是遗产价值的延续。价值延续原则要求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应形成尊重历史、关注现在、融入未来的价值观，一方面要避免遗产再利用的过度商业化，保留历史文脉，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遗产“与当代生活相容”的表现形式（如文化展示、科学研究、教育启智、休闲游憩等），使遗产以“活”的姿态进入“现在”和“未来”。对于自然遗产，应在严守红线、延续生态价值的基础上，适当发挥其科学、美学和经济价值，打造游憩、生态研学等系列旅游产品；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依据其本身的特点、保存状况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建设专题馆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应以地域特色为其价值延续的生命线，以物质化的形式进行表征，围绕人格化传承、空间化保护、数字化再现和文旅产业化利用等利用方式，构建长效的非遗活化利用体系。

　　国家文化公园是“自然—文化—人类”的共生空间，生态、生产、生活三者交织融合，不可分割。文章以“三生空间”为载体构建理念，探索国家文化公园相容性利用框架，实现文化内涵的表征与精神价值的具化。

　　原真原味的自然与文化生态是遗产保育与利用的基础，在协同共生原则指导下，国家文化公园遗产利用要融入到自然生态平衡与文化生态延续中来。

　　长城、大运河、长征等线路贯穿大量生态涵养区，尤其是黄河、长江还有部分生态脆弱区域，因此国家文化公园要在自然规律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开发、统筹利用。首先，在保证自然环境不受干扰的前提下，国家文化公园可以借鉴国家公园实践，利用自然进行环境教育，如开发生态研学、绿色课堂、自然科普等活动。其次，国家文化公园可借鉴遗产廊道实践打造“自然体验”，如规划自驾车道、自行车道、徒步绿道等慢行游步道体系。另外，国家文化公园要平衡生态保护与自然体验，并实现二者的双向赋能，借鉴景迈山古茶林“山上做减法、山下做加法”的利用理念，因地制宜，盘活自然与人文资源，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利用格局。

　　国家文化公园要在保证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上对文化生态进行特色开发，打造文化品牌，延续并传承场所精神。场地精神是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来源，在文化、景观与生态研究终将走向统一的趋势下，国家文化公园可通过适应性改造将古建民居更新开发为有价值、有品位、有趣味的文创空间，鼓励文化消费品、艺术、娱乐等业态的入驻，打造非博物馆化的生活区模式。其次，可将成片的物质遗产资源和特色的非遗资源整合起来打造体验街区，如汉服体验街区、艺术创意街区、文化工坊等，形成当地的文化符号。另外，国家文化公园可通过节事活动来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汇集非遗传承人、本地艺术者等来根据遗产特色进行文化创作，激发遗产活力，丰富文化表达形式，提高地方整体知名度。最后，高折叠度的空间具有强大的文化叙事能力，国家文化公园要主动利用这种高度凝练的文化符号进行空间叙事，如规划实景游戏，使游客在玩乐中既能感受原始悠久的文化氛围，又能增加空间事件体验。

　　产业融合与创造转化是延续遗产价值、促进遗产焕发生命力的关键，国家文化公园要将遗产作为核心战略资产，并将其融入到本土产业延伸与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来。

　　遗产要强化衍生能力，拓宽增值渠道，才能实现更广域的流传与更持续的发展，国家文化公园要推动遗产与产业共生融合。首先，国家文化公园可在原有产业上进行提质升级，如将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相结合，红色旅游与文化演艺相结合，复原故事打造角色扮演体验等。其次，国家文化公园要带动产品从使用价值向文化价值转变。要根据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赋予农产品、手工艺品以独特含义，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可将沿线特色农产品与红军长征故事结合，打造红军客栈等主题民宿，通过形象和主题设计突出长征文化，形成国家文化公园特色IP。国家文化公园可将产品产业与文化体验相结合。公园可在传统利用区兴建非遗体验工坊，如古法扎染体验工坊、手工造纸体验坊、杨柳青年画体验坊等，这不仅可以给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的展示空间，也可以吸引游客动手参与，打造独特的文化体验。

　　时代生产自己的文化遗产。现今生产的文化产品要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形成现实的文化影响力、体现文化的传承性，致力于成为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要推动文化创意性转化，创新精神价值展示与传播载体。国家文化公园要重视文化引擎的创意性挖掘，打造多元产业生态。借鉴伦敦国王十字街区的经验，国家文化公园要打通文化的“枝节末梢”，联合非遗传承人、艺术工作者、文化馆、艺术馆等根据其文化精神进行二次创作，从而汇集大量创意理念，开发文创产品，并通过文创展览、创意街区、文化市集等形成具有连续产业链的社区生态。国家文化公园还可与企业进行合作，开发国风动漫、趣味游戏等，延伸文化和遗产的传播载体。

　　融入当代、融入日常生活是加速遗产传播、强化遗产传承的保障，协同共生与价值延续原则要求国家文化公园利用要让遗产活在当下、服务人民。

　　遗产要融入现代生活、融入群众日常才能发扬光大。遗产是社区的一部分，承载着社区居民的文化记忆。这种由记忆催生的认同感从意识上引导居民重视文化，促使不同时代的人们能够代际衔接与合作，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当将社区融入进来，让遗产回归民间、扎根社区、融入生活。国家文化公园要延续地方记忆，让居民找到归属感，可打造文化市集，复兴传统工艺、民俗等。其次，国家文化公园要将活在历史中的文化拖拽到当下，将文化产品融入生活场景，让传统技艺借助现代载体，打造具有生活美学又实用精美的文化产品，要让社区居民参与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来，激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让社区居民成为文化缔造者之一。另外，国家文化公园要注重文化符号与文化品牌的打造，通过节事、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生活方式，让文化记忆长久流传。

　　社区与居民是遗产空间中活的要素，也是文化流动的传播载体。国家文化公园要保障社区人民享受到遗产利用成果，将遗产精神导入到居民生活空间中，培养居民的文化情怀。首先，国家文化公园要统筹居民利用与游客利用，既要丰富游客本地生活方式体验，拓宽文化体验渠道，也要保障居民利益，让国家文化公园环境治理惠及社区，帮助社区改善生活环境，美化社区空间，让社区空间成为公园的一道独特美景。其次，协调公益性利用与生产性利用，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全民公益，国家文化公园要开展遗产教育，扩大文化服务，让百姓切实体会到遗产在身边，也要将文化场景融入居民休闲游憩，满足社交娱乐需求，从而凝聚文化共同体。另外，要平衡传统利用与现代利用，要通过数字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展示国家文化公园遗产精神，建设遗产线上共享渠道，扩大遗产传播范围。

　　习曾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实践告诉我们，遗产保护的对象不只是物质要素，而是动态的、活着的氛围与精神。国家文化公园的利用要将文化精神与各类现实载体相容，让遗产精神与现代、与生活有效衔接，促进文化传承，守护并延续文化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