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1931－2005）是闻名海内外的文博专家，对古陶瓷、碑帖等有着深入的研究，今年是其诞辰九十周年。原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近日撰文追忆汪庆正先生。

　　对于2001年12月引发文化界巨大轰动的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单国霖透露，当时是汪庆正提出举办一个“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他有几个设想是开创性的。一是搞强强联手，大馆合作。二是突出经典性、可观性和超越性，“汪公在策划‘国宝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卓越的见识和才干，是 ‘国宝展’取得成功的引导人。”

　　1991年，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筹备“董其昌世纪展”，展品汇集了美国几大博物馆所藏董其昌书画作品，重点是向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借展各五十件精品。该馆东方部主任何惠鉴先生来上海博物馆挑选展品，并约请谢稚柳先生、汪庆正先生和我撰写论文。展览于1992年5月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开幕，同时召开了学术研讨会。谢先生、汪先生和我作为学术团参加了研讨会，汪先生在会上作了《董其昌法书刻帖简述》的论文演讲。此论文是研讨会上唯一论述董其昌法书刻帖内容的论文，以前也少有这方面主题的专文，汪先生的论文可谓是董其昌法书刻帖的总结性论述。

　　（照片从左至右依次为：顾祥虞、顾祥妹、钟银兰、马承源、汪庆正、单国霖、朱旭初、周根宝、许杰）

　　董其昌汇刻的《戏鸿堂法帖》问世后，后人对它推崇备至，但也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其中有较多摹刻失真的地方，汪先生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1.《戏鸿堂法帖》计十六卷，共收历代书家五十余人墨迹。法帖重视楷书，占了主体地位，它首次收入了《女史箴》、唐欧阳询《千字文》《离骚》、北宋米芾《九歌》、元赵孟頫小楷《过秦论》等他帖未收入的作品，可谓独具慧眼。

　　2.此帖大都由吴桢手摹，出于董氏亲笔的仅唐《汝南公主墓志铭》一帖，吴桢摹本有极精的。

　　3.所收取材，经过精鉴，如赵孟頫《嵇叔夜绝交书》残本，《戏鸿堂法帖》所收是真迹，而《三希堂法帖》刻入的是伪作；颜真卿《祭侄文稿》，文徵明《停云馆法帖》收入的为宋米芾临本，而《戏鸿堂法帖》刻入的是颜真卿的原本。

　　董其昌还纠正了历史上的一些错案，如宋代很多丛帖刻入的狂草《东明帖》，一般都认为是谢灵运所书，董其昌提出这是张旭所书《步虚词》。第三卷中将王献之《十二月割帖》和《已至帖》合并为一，纠正了宋人视为二帖之误。唐怀仁集《圣教序》，一般都认为是怀仁集王碑字，如《古今法书苑》，董却提出“集”即是“习”，也就是怀仁学王字所书。

　　4.《戏鸿堂法帖》第十六卷收录了《澄清堂帖》的部分重要内容。《澄清堂帖》旧传是南唐祖刻，事实上是南宋刻本，现在已经没办法见全帙。董其昌得宋拓本一至五卷，现在只存一、三、四三卷，早已流入日本。《戏鸿堂法帖》刻入的一部分内容中，如“苦不得眠”“月半”“庾丹杨”等三十帖，不见于《淳化阁帖》，很可能为《澄清堂帖》卷五中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董其昌生前刊刻的单刻帖达二十余种，后人刊刻的也有多种，此外，董的书法还被刻入其他的丛帖中。汪先生对这些单刻帖和丛帖做了梳理，提出了一些见解。

　　1.入清以后，康熙、雍正、乾隆朝对董书十分重视，在丛帖中收入董书数量很多。

　　2.在清代帝王书法中，有很多临董其昌书法的，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内廷刻的《懋勤殿法帖》八卷本，为康熙帝本人书，其中第六、七、八三卷，全为康熙帝临董其昌书法。

　　乾隆元年（1736）内廷刻的《朗吟阁法帖》十六卷，专门收录雍正帝的亲笔，其中有二卷半，都是雍正帝临董其昌的书法。乾隆十五年（1750）内廷刻的《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三十二卷，董书占了四卷，说明清内廷刻帖对董书的重视。

　　3.汪先生对传世董其昌法书刻帖，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列出了“董其昌法书刻帖所见录”，依法书篇名第一字的笔画顺序排列，著录法帖篇名和卷数。总计列出董其昌法书一千余件帖目，选自公私刻帖一百余种，收集之广为前人所未及，便于学者搜检。在当时电脑尚未普遍运用的20世纪90年代初，汪公查检如此庞大的资料，要消耗多大的精力，他严谨和勤奋的治学精神真是令人敬服。

　　此论文课题新颖，对董其昌刻帖作了全面的论述，并且多有自己的学术研究见解，加深了对董其昌书法的研究。

　　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斥巨资从美国购回《淳化阁帖》残本，为四、六、七、八四卷，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收藏时认为是《淳化阁帖》祖刻本。启功先生在2003年4月15日致汪先生的信中谓：“近百年来流传真北宋拓本仅为三卷（有王铎题签，即最善本第六、七、八卷），又有第四卷（与三卷刻法拓工相同），足称国宝。”2003年9月3日，徐邦达先生致汪先生函谓：“承示《淳化阁帖》第六、七、八三卷，1949年前曾经出版，人均以为原拓真本，今知为上博收入，实为美事，可喜之至。”杨仁恺先生于2003年9月12日致汪先生函，谓“真宋本《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卷，曾于1996年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启功先生和多位文史专家考证，这是我国古代从魏晋至隋唐名家法书的原刻原拓，为仅存于世的《淳化阁帖》最善本”。

　　《淳化阁帖》四卷收入上海博物馆后，汪公就筹划举办一个特展。最初根据以前多位专家的意见，定为《淳化阁帖》祖刻本。汪公为特展撰写论文，对此四卷《阁帖》拓本进行了仔细的考核研究，与传世所存其他各本《阁帖》作了勘校，得出结论：此四卷《阁帖》中的第六卷是北宋泉州本的祖刻，第四、七、八卷是存世仅有的祖刻原石拓本，而其中第七卷的版石损坏极甚，从第四版编码后，直至第十四版才又见，其中损缺多有修、剔、补、配情况。而第四、第八以及第七卷中近半数，这两卷半应是祖刻原拓本。汪先生认定《淳化阁帖》四卷可称为《阁帖》存世最善本。后来在策划特展时，定展览名为“《淳化阁帖》最善本和王羲之书法展”，并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他撰写了《〈淳化阁帖〉存世最善本考》论文。从论文考证中能够正常的看到，汪公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和缜密的。

　　对于《淳化阁帖》四卷的时代性，能够继续讨论，但我们该抱着科学的态度，以证据来阐述问题，防止主观的臆断或以细末枝节来否定整体。

　　汪先生学术研究范围广阔，涉及钱币、碑帖、陶瓷、文献等所有的领域，著述丰富。同时他在指导上海博物馆策划展览、开展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建树，在此不能一一详述。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殚精竭虑为推动博物馆播扬优秀文化传统作出的贡献。

　　早在1999年上半年，汪公与书画部商量，准备举办一个“唐宋元绘画观摩展览”，针对当时社会上尤其是中国画创作领域，刮起一股轻视和否定中国画传统的思潮，一味推重西方艺术，力图以西洋技法来改造中国画，否定中国画传统笔墨。他说我们要展示中国画历史上最优秀最经典的作品，让大家都知道中国画传统的博大和精美。他建议上海博物馆举办一个“唐宋元绘画精品展”，在内部观摩，试探它的社会效应。

　　“唐宋元绘画特展”于1999年9月开展，当时是内部观摩两周，上海博物馆邀请了各大馆著名专家前来观摩。我记得有故宫博物院的启功、朱家溍、刘九庵、杨新、单国强，中央美术学院的金维诺、薛永年，辽宁省博物馆的杨仁恺等先生。展览开幕时还举行了座谈会，大家一致赞扬这个展览办得好。此次展览展期只有两个星期，而慕名前来的专业单位和书画家的观众很多，有些人还是托了关系才能进入展厅的。此展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接着，2001年，汪公提出举办一个“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他有几个设想是开创性的。一是搞强强联手，大馆合作。二是突出经典性、可观性和超越性。于是花了两年时间准备，联展单位确定为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为此，我们制定了展览方案，由陈克伦副馆长、周燕群和我专程去文物局请示，展览方案得到了文物局的支持。随后，上海博物馆组成了一个高规格的洽谈团，由陈燮君馆长、陈克伦副馆长带队，还包括书画部的我、交流办的周燕群、信息办的胡江等人，前往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进行商谈。在与故宫博物院洽谈时，我先提出了一个借展作品的目录，这中间还包括了展子虔《游春图》、阎立本《步辇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王羲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杜牧《张好好诗》等名件。故宫博物院领导第二天回复说，借展作品大多数都同意，只有一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从来就没出过宫，而且比较旧疲，故不能借展，我们再三争取，也未能获许。回馆以后，我向汪公汇报，他说故宫博物院那么多重器都同意借了，这件《清明上河图》是妇孺皆知的名迹，而且有很大观赏性，雅俗共赏，若无法展出，就难以引起轰动效果，其他名件通俗性不如它，若无法展出那就可惜了。他建议我再次去故宫博物院商借《清明上河图》，哪怕只展一个星期也行，我馆有高精度复制品，可以顶替展出。于是我二次“进宫”，和郑欣淼院长进行洽谈，第二天郑院长答复我，经院领导研究，同意借展《清明上河图》，并且借展整个展期三个月，这是故宫博物院对上海博物馆莫大的支持。

　　2001年12月，“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引起了轰动，尤其在《清明上河图》前排起了长队。后来观摩此图的观众慢慢的变多，甚至要排上五六个小时的队。普通的观众大都是为了一睹此图的风采而来的，也带动了其他经典名品的观摩欣赏。汪公在策划“国宝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卓越的见识和才干，是“国宝展”取得成功的引导人。诚然，陈燮君馆长的决策和亲身参与，保证了展览的顺利进展。

　　在“国宝展”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上海博物馆后来又连续和日本各大博物馆、美国各大博物馆联合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大展”，这在国内都是首创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从2001年到2012年的十年期间，一系列的大展极大地强化和深化了对中国书画优良历史传统的传播、研究和普及，中国画的创作也回到了重视传统的正道。而汪公的睿智和高瞻远瞩，开创了大馆联手、打造经典的道路，他对博物馆事业的贡献，在上海博物馆乃至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史上，要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原载于《书与画》杂志，原题为《单国霖｜忆汪公碑贴研究等二三事》。）